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

八十年代初的"长春君子兰"事件八十年代初的"长春君子兰"事件。当时一盆上等的君子兰能卖到十万、八万，并且真有市场。其实，整个君子兰市场都知道这一盆花并不值那么多钱，但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决不会点破其中的奥秘，就象"皇帝的新装"一样。
　　 起因很简单，
　　 1、上世纪80年代，长春成了国内君子兰的集散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市经济的发展，也让一部分人圆了万元户的梦。君子兰一度被誉为“绿色金条”。
　　 2、1983年，长春市政府提出开发“窗台经济”，号召家家都要养3盆至5盆君子兰；其后，又扩大规模，鼓励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集体与个人盖暖窖种植君子兰，并在当地开辟了几个大型君子兰交易市场，还扶持养兰户在全国各地开办苗木公司。
　　 3、1984年10月11日长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命名君子兰为长春市市花，此后长春市君子兰发展更加迅速，遍及春城，家家都养植君子兰。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一盆几十元、几百元的君子兰花，几经哄抬价格能达到几万元一盆，其中价格最高的一盆，高达15万元。
　　 当时在长春，用君子兰换松下彩电，换东芝电冰箱的事，那就纯属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据说最贵的卖到了60万元。1985年，长春的几处君子兰花市，顾客摩肩接踵，比其他市场要热闹得多。红旗街花市，最高峰时期曾占了红旗街、万宝街和清华路约八九百米长的路面，在花市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能够以成倍的收获来实现产品的价值。在那些买主中很少有真正的“消费者”，人们常常大方地掏出大叠钞票，买下一盆君子兰，或是转卖，或是捧回家里培育繁殖，以求一本万利。
　　 在那些日子里，长春人把君子兰捧上了天，它象征着富裕、象征着希望。但突然某天清晨，当阳光又洒到君子兰早市上时，人们全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那些上万元一株的花变成了百十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十几元，过去几百元一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比一串红、步步高等草花还便宜。如果，在君子兰前一个疯狂漩涡里把握时机，不少人平步青云，一下子由穷汉变成富翁；而如今，在君子兰后一个疯狂的漩涡里，不少人又转眼丧失了一切，成为名符其实的倒霉蛋。在君子兰最兴盛的时候，长春市先后成立的十家君子兰开发公司已有八家破产倒闭，剩下的两家也如牛负重，在艰难的泥潭里挣扎。当初摩肩接踵的君子兰市场，有几处已经转产，变成鱼市和菜市了。
　　 君子兰市场如此迅速地崩盘，原因也很简单，1985年6月1日，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这个补充规定虽然依然提出要继续发展君子兰的优势，但是却补充了几个关键性的细节，仅此几个细节，就使得那奇高的价格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几条细节是：“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养植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凡是用公款公物修建花窖的，一律按价付款；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同时进一步调整税收，仍然恢复加成加倍地征收税款的办法。”
　　 原来君子兰价格畸形的不是别的原因，是由于养兰大户的操纵，而支撑畸形市场的主力是公款消费。点燃君子兰之火的政府，扑灭君子兰之火的依旧是政府。长春的君子兰交易，曾一度疯狂，一颗极品君子兰，竞能卖到六十万。全社区的疯狂，引起了持枪、开车抢花窖的恶性治安案件。当“君子兰”事件惊动了政府高层的时候，一声令下，政府强力打压，最后君子兰经济这个大泡沫归于虚无。

改革开放30年：得到的、失去的、梦想的  旧邦新命三十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这句灼灼大言激励了中国智识阶层数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繁衍不绝的象征。


然而，当1840年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将烂熟的大清帝国打得灵魂出窍，西方文明以“覆盖”和“刷新”的姿态站在了已经封闭自守的中华文明面前，此后整整100余年，泱泱大族一直努力着的工作就是死力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一个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选择：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从一个为长治久安而精巧进化而来的文明体系和精神传统，转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体系，变成一个不得不遵从“丛林法则”的体系。简单地讲就是先“救亡图存”，然后谋求发展，最后以更高层次的对外文明或国际文明实现“旧邦新命”。

　　于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救亡图存”后，顺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后“谋求发展”的改革开放。这个时刻，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大变局”的近代中国，终于走出了多灾多难的“峡湾”，开启了浩浩汤汤一去不返的改革开放大潮。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此时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顾准去世已经四年。陪伴这位恩师走过最后时刻的吴敬琏，坚定地把自己研究的重点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想法??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道路。30年来，这个目标对他而言，没有丝毫的退缩、摇摆或偏离，只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自信。

　　1978年，鲁冠球把村里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做了“战略调整”，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走向了全国市场。4年后，这位“能人”在此基础上悄悄搞了产权改革，以责任承包方式成为全国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权力的“凤毛麟角”人物之一。30年后，与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同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绝大多数人几乎萧条殆尽，鲁冠球掌舵的万向集团却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标本式企业。

　　1978年，绰号“何管理”的何光远，刚刚摘掉“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帽子，“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去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由于锐意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使得领导急切希望他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企业改革的普遍经验。于是，短短四年内，何光远从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到农机部副部长，再到机械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机械行业变革的道路。

　　还有1994年以“知天命”之际出任摩托罗拉（中国）总裁的赖炳荣，作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先行代表人物，第一次通过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四大发展战略，即“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提出了跨国公司中国“本土化”的“双赢”概念。在他深入与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商业融合的同时，MOTO这个美国电子市场中的老五，一度成为多个领域产品的全球第一。由此，也引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涌入中国的大潮。

　　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在“旧邦新命”的使命召唤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最终构成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景象。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可以底气十足地强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正如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所言，“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

　　“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所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这种怀疑和担忧一定程度建基于在改革30年后中国社会进程正面对的诸多“临界点”：其一，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已经完全冲破了旧有社会政治体制，而适应新环境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支离破碎，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的不满和裂痕正在从思想、观念和情绪向现实的权力争夺蔓延且日益扩大。

　　其二，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的突然性崛起，给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有限接触，国际社会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 给这个庞大的新势力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承认，才能保障其成为全球繁荣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破坏因素。

　　其三，改革开放30年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可能预见和规划的所有程序，也就是说第四代领导人必须在没有政治权威支撑的背景下，对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独立做出30-50年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尤其面临着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和权力制衡得以稳定地实现，而不会在某个时刻被偶然性因素打断。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必须从前30年的伟人指点江山式的模式，全面转向有制度保障和权力制衡的体制性改革开放，才能使得中国的发展有预见性和稳定性，进而可持续性。
商务周刊

中国铁饭碗最后堡垒被攻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一般公务员实行录用制，也就终身制，特殊职位和情况除外。现在，这种终身制，在一些地方开始动摇。就象外媒所称，中国铁饭碗最后一个堡垒被打破，对公务员实行聘用制，老百姓肯定举双手赞成，也是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大的进步。

　　但这个结论下得太过早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根深蒂固，涉及庞大的利益团体；要彻底打破这一堡垒，谈何容易。那意味着有关公务员法规将要重新修订，整个社会制度的政治基础将受到波动，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其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因而，阻力也会相当突出，困难不小。

　　记得前几年吵着，嚷着要推行的公车改革，到现在也没有个影儿，车改如此，何况人改呢？公务员管理制度，是否可以走出终身制的领地，还很难说，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下面是外媒有关报道：

　　在中国，公务员的终身聘用制度曾被称为“铁饭碗”，而现在，这一著名制度的最后堡垒正被渐渐攻破。据报道，上海浦东将开始实行新的聘用机制，旨在最终把公务员变成以注重激励、强调绩效为导向的职业，首次公布6个聘任职位。

　　数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大锅饭”、“铁饭碗”等词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家保障工人们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就业和基本福利。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从前的终身聘用制逐渐被打破。尽管很多企业在改革浪潮中都改变了聘用机制，但政府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庇护，终身聘用制仍在政府机关部门被保存并沿用下来。

　　但现在情况开始转变，中国政府已选取了包括深圳、温州、上海浦东在内的一些试点地区，在这些地区的政府部门推行新的工作聘用制度，以改变此前人们的一些惯性思维，如“政府工作人员一辈子吃穿不愁”，“公务员旱涝保收”，“干好干坏一个样”等。

　　中国媒体援引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对政府部门公务员辞职和辞退的方案和细则正在起草并将很快完成，有望年底推广执行。浦东政府提供的6个职位空缺，包括金融规划、经济分析、教育管理、风险投资等。成功的候选人获得最初的3年聘期。绩效考核比以往严格，而辞职辞退的机制则较为容易。

　　在中国，从帝制时代开始，成功通过公务员考试一直是获得安全而体面职业的主要途径，而试点计划则代表着一个偏离传统的历史转折，有着潜在和深刻的影响。

把肺变黑的环境留给孩子

把肺变黑的环境留给孩子

　
柳鲲鹏
http://quantum6.vip.bokee.com
2008-6-15
　
关键字：肺变黑 环境 孩子
简介：成天幻想生活好，现在好了吧，结果肺变黑了。汝抛弃了这个社会责任，就必然被社会责任所抛弃。汝也许无法改变自己肺变黑的现状，但是是不是把一个肺变黑的环境留给孩子？这就看汝的良心是否发现了。挽救了这个环境，汝就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孩子。
　
　
　　说起广州，那可是“杀出一条血路”的解放思想的圣地，是率先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地区，是梦想中的遍地是黄金的宝地。但是这背后是什么呢？看到一篇《悲闻“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吾心里忍不住幸灾乐祸的窃喜了起来。吾也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却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尔等成天要生活好，现在生活好了，有肉吃了吧！痛快了吧！爽了吧！开心了吧！肺黑了吧！
　　相信每个人都非常痛恨环境污染。但是每当吾建议为环保呼吁一声的时候，每个人都说“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吾常常反驳说，在一个污染的环境里，汝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对方下面一句话就气急败坏：只要生活好就行了。
　　只好生活好就行了？
　　什么是生活好？在当代中国人眼里，似乎只要吃得好，有肉吃，就是生活好。如果再加上一点，就是有房子，有车开，能上网，能嫖娼，能卖国……回到开头，现在真的吃的好吗？现在吃的是什么东西，谁也不清楚吧？只能自求多福了。这应该不是汝希望的生活好吧？
　　人活着，仅仅是为了吃得好？不需要轻松的生活？不需要社会的生活？不需要开心的工作？不需要安定的治安？不需要良好的道德？不需要家庭的幸福？不需要清洁的环境？不需要做人的尊严？不需要权利的表达？不需要国家的强大？如果这些统统不需要，请问，人还是人吗？这跟动物有什么不同？这究竟是人的时代，还是猪的时代？
　　
　　好，假设汝就是喜欢当猪，就是只认自己生活好了。那么，今天汝生活好，就等于明天汝生活好吗？就象吸毒，汝现在上了天堂，可知道明天就要下地狱？汝今天觉得吃肉多么幸福，可知道疾病就在明天的道路上等汝了？当这种情况不断恶化的时候，疾病的严重性和花样就会越来越多，汝将真正进入地狱。
　　还有，汝一定关心自己的孩子吧？但是把这样一个严重污染的环境留给孩子，汝的孩子真的会健康起来吗？孩子真的会幸福吗？汝留给他再好的教育，再大的房子，再多的钱，也不如留给他一个健康清洁的环境！
　　那么汝该怎么办？
　　首先要明白的是，在今天的时代，汝必须挽救这个社会，才能挽救自己的孩子。只想管好自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汝抛弃了这个社会责任，就必然被社会责任所抛弃。
　　从行动来说，汝就要从现在开始，批评污染，为环境保护而奋斗。汝要以各种尽可能的方式（当然不能激进，要保证安全），组织同道来为环境保护而呼吁。
　　从效果来说，汝不能期望自己的话跟神一样，一说就灵。汝要明白，改造这个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艰苦任务。汝的力量并不一定会显示出立即的效果，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缺了汝的力量，这个过程就无法完成。
　　
　　汝也许无法改变自己肺变黑的现状，但是是不是把一个肺变黑的环境留给孩子？这就看汝的良心是否发现了。挽救了这个环境，汝就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孩子。

在中国南海边再划一个圈——粤港经济贸易一体化战略构想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经济特区迅速成长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随着南巡讲话的公开发表，古老的中国“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了万紫千红的春天”。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借鉴和拓展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建立以香港为龙头的粤港自由经济贸易区是推进改革开放、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品质的有效途径。

    粤港地缘相接，区位优势互补。广东拥有陆地面积179800平方公里，海岛面积1600平方公里，南临南海，大陆海岸线总长3368公里，岛屿众多。2122公里长的珠江为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香港地区总面积仅1104平方公里，2005年香港人口达694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20人。广东省2005年末常驻人口9194万，陆地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11人。香港的人口密度是广东省的12.56倍。实施粤港经贸一体化，将香港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和经济资源移至广东，既可减轻香港地区人口过份密集的压力，又可以给广东乃至广大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广东矿产资源丰富，全省煤、铁矿石、硫铁矿保有储量分别为5.47亿吨、5.53亿吨和4.45亿吨。截至2005年底，全省已找到的矿产种类共129种（含亚矿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共计92种。香港除了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深水港外，可说是没有其他天然资源。而在香港经营的国际金融机构数目相当庞大，全球100 家最大的银行之中，有69 家在港营业，完全可以为开发利用广东的自然资源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香港拥有一个架构精简而效率高超的政府。香港提倡并奉行自由贸易，不设贸易屏障，对海外投资者一视同仁。资金自由流动，法治体制优良，规章条文透明，课税低廉明确。在2005 年，香港是全球第十一大服务出口地，全球第十一大贸易经济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十五大银行中心。这些都是广东乃至于内陆省份无法企及的经济发展优势。
    农业方面，广东又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全省地处亚热带，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雨量充沛。全省土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12万公顷，林业用地面积1025万公顷，荒草地面积57万公顷。广东海域辽阔，河网纵横，水库众多，鱼塘遍布，水产资源丰富。全省海水养殖可利用面积78万公顷，淡水养殖可利用面积43万公顷。农业主产水稻、蔬菜和水果，茂名是最大的水果产地，品名有200多种，其中菠罗、香蕉、荔枝、龙眼和柑橘被誉为岭南佳果。
    这些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自然资源，正是香港地区所缺少的。香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经济体系的高度国际化，方便快捷的营商环境与法治体制，自由开放的资讯服务和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发达完备和庞大的金融网络，以及高素质的工作人口与高效率的企业家互相配合。此外，香港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兑换自由的稳定货币，以及低税率的简明税制。实施粤港经贸一体化就是要取长补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在政府行政职能上与香港社会同步并轨。在香港，政府相信投资者和企业家远比政府官员了解市场，而私人机构的宏谟也比官方的经济蓝图更能带领香港走上繁荣之路。香港的管理模式就是我们深化改革所要追寻的模式。时至今日，粤港两地仍旧保留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所划定的界限，不敢越雷池一步，这说明我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早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如今只要沿着他老人家确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会少走弯路，提早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

    撤除铁丝网，抚慰自尊心。香港回归之初，为维持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防止内地居民大量涌入而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的“界限”及铁丝网，对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战略方针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内陆经济的稳步高速增长，特别是广东深圳等经济特区建设的巨大成功，为适时撤除隔绝香港和内陆省份的藩篱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典范。香港与内地一脉相承，同祖同宗，同为中华儿女，长时期的隔离已经造成了两地居民情感上的疏远和内陆居民民族自尊心的损伤。撤除铁丝网，开放粤港民间自由贸易往来，不仅是保持香港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选择。
    人为地阻断内地与香港联系的纽带，不仅会丧失两地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更会造成两地民众之间的心理隔阂。类似“购物游”这样的安排，靠牺牲大陆民众有限的自我发展的经济资源，来维持香港社会表面上的繁荣，不仅不能持久，反而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一是会阻碍香港经济发展的步伐，丧失更多的生存空间；二是对内地民众而言更有一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残酷。这也是与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相违背的。我们不需要象早些年那样，牺牲农业补工业、牺牲农民补工人、牺牲农村补城市，畸形发展国民经济，更没有必要制造新的地域经济“剪刀差”。依照现有的经济总量，香港地区人均GDP可能是内地省份的好几倍。我们无意于用港人的“肥”来补内陆的“瘦”，但也没有必要损内陆的“不足”以奉港人的“有余”。我们不需要用“边境旅游购物”这种政治经济上的短视来损内地居民的民族感情。割让时期，由于受列强的欺凌，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经过百年沧桑，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胞，再人为地继续分割下去，不仅不符合两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还会留下历史的笑柄
    撤除铁丝网，实现粤港经济贸易一体化最大的益处是两地的社会经济资源与自然资源实现市场配置和优化组合。香港700多万人口、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被压缩在1100多平方公里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其创造才能和再生能力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而广东拥有20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0多种矿产资源又需要进一步利用与开发。撤除彼此隔绝的藩篱，被土地所长期束缚的港人将会获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畅快与激情。与之彼邻的南粤也将获得千载难逢的新的发展机遇。43万公顷的淡水养殖，200多种蔬菜水果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潜力，从事农业与农副产品加工运输业的南粤人的钱袋子也将因此而装满实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过去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都将不复存在。而要应对新的挑战，就必须与时俱进，谋求新的发展思路——实施粤港经济贸易一体化将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进和谐，科学发展最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背负着责任与使命力创西部史诗重庆背负着责任与使命力创西部史诗
今天，是重庆直辖市11岁生日。重庆该为自己过生，认真回顾与反思11个春秋的路程，让收获重新燃烧突破的激情，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线路继续搏击与开拓。
1997年，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翻开了重庆各项事业建设与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回首历史，重庆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给重庆带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兵工业、重工业的兴起，鼎立了重庆支柱产业，也使得重庆迈入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台阶；但也给重庆带来了大轰炸灾难，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屠戮，给重庆人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尽管如此，周恩来、两位元帅、众多革命烈士、新华日报、挺进报等生产的精神食粮滋养了豪爽的重庆人，锤炼了重庆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塑造了重庆人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正是如此，重庆才坚持到今天，依然是一座站立着的伟大城市。
重庆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地形大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这一特点标志着重庆将沿着长江进发，最后汇入浩瀚的海洋。这或许是最适合重庆的开放之路，应该是最适合重庆的航线。
随着新农村建设、工业、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和城镇工矿搬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将为重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但同时，耕地被建设侵占、生态环境恶化及污染治理等也是重庆长期面临的挑战，这一重负将会持续多久，谁也难以预料。
尽管如此，重庆还是信心百倍，还是背负着重大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重庆将充分利用自己区位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功能完备、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教育力量雄厚、市场潜力巨大等五大优势的长处，从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开花，从中国东西结合部爆发，拉动四面八方，连接与辐射西部，引领西部闯入“新大陆”。
虽然重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但大农村与大城市相交融，使得这个最大的直辖市兄弟负担沉重，农村人口众多，贫困人口还占有一定比例。但一直以来，重庆没有嫌弃负担，而是以社会保障体系和低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等搀扶着弱势群体在艰难跋涉。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点也给了重庆历史机遇，重庆牢牢抓住，结合自身特点与优势，务实地迈开独具个性的步伐。还有森林重庆、智能重庆、健康重庆、诚信之城等长远目标，无疑给重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动力。随着这一系列构想的着陆，重庆必然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走在西部之首，把西部史诗雕刻在荒漠与绿地之间。
重庆，这个注定要历尽磨难的城市，背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与神圣的使命，高举革命先辈树立的旗帜，正在执着地向着既定的海港航行，3100万重庆人，正在共同构思、书写壮丽的西部史诗。

改革三十年里人们心中偶像的变迁[组图]革开放之初的两位偶像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几年间，没有产生具有全国轰动性效应的偶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雷锋、王进喜等“学习榜样式”偶像继续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持续了几代。事情在悄悄酝酿着改变。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最初期，两位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偶像横空出世。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让数亿中国人知道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陈景润的事迹震撼并激励了国人。当时，结束“文革”浩劫不久的中国，包括科技文化事业在内百废待兴，而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偶像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奋勇投身科研领域。80年代上小学的笔者清楚地记得，当时班中不少同学都抱有共同的一个理想——当科学家。陈景润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另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邓丽君。她那缠绵悱恻的歌曲对于已经在革命歌曲中浸泡多年的大陆年轻人而言，绝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全新体验。《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永远只倾诉个人情感的歌曲强烈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他们不但广泛传唱邓丽君的歌，还追随她的卷发以及鲜艳的衣裙。但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也遭到了所谓权威的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然而这种斥责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喜欢与崇拜。时至今日，尽管邓丽君去世已十余年，尽管邓丽君一生从未在大陆举办过演唱会，但她依旧被众多大陆歌迷视为心中永远的偶像。       

  “雨后春笋”

  在陈景润的感人事迹中，在邓丽君的动人歌声中，时间悄然划向20世纪80年代。这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年代，各类型偶像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在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坚持埋头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成为激励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旗帜。


  和陈景润一样被视为全社会学习榜样的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青年张华等。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个人特征迥异，但他们仍属于全社会学习的对象，他们共同的名称是“英雄模范”。

  用今天的流行语说，80年代的“业界精英”也出现了一批偶像。文学界的顾城、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来自香港的金庸、台湾的三毛、琼瑶也在大陆产生了一大批的“迷”。如果要论当时的业界精英中谁是最让中国人集体崇拜的偶像，毫无疑问——中国女排。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创下了世界排球史上的“五连冠”。这几年，正是中国试图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女排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争得了世界级的荣誉，也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鲁光采写的关于女排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广泛流传。女排精神被视为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它带给中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也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

  80年代，一批来自港台日本的娱乐明星也随着影视剧的热播涌入大陆。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人们记住了长着一对可爱兔牙的“俏黄蓉”翁美玲；万人空巷的《上海滩》让周润发成了万千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日本的《追捕》带来了高仓健，《血疑》带来山口百惠……BEYOND、张雨生、费翔、罗大佑、张明敏等港台歌星的歌曲流传于大街小巷。中国大陆自产的最红娱乐偶像则属后来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 1986年，当崔健背着一把吉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一无所有”的时候，观众被惊呆了，中国人被惊呆了。崔健用他那些极具个性并富有文化反叛意味的音乐作品开始了他的摇滚“长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旧的观念正被慢慢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却尚未建立，崔健的歌唱出了一代青年人的怀疑和茫然，崔健因此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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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偶像，各取所需

  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被认为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消解深度、调侃权威的“无厘头”时代。香港电影明星周星驰和大陆作家王朔等成了青年的新偶像。

  论及周星驰的偶像地位，则必提他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1995年拍摄的《大话西游》公映时票房惨淡。到了2000年左右，这部片子却通过网络、VCD等方式率先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深深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以至被称为“星爷”。2001年5月，周星驰在北京大学礼堂受到青年学生英雄式的欢迎。有人评价说：“这是大众文化胜利的又一个标志。”

  北京作家王朔，最早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其后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视剧《过把瘾》以及冯小刚的喜剧贺岁电影的大获成功，让王朔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小说风格独特，笔下人物的“我是痞子我怕谁”的那份玩世不恭，以及小说中极具地方色彩、充满活力而又通俗的对白，加上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反讽与嘲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21世纪的今天，网络等媒体的日益发达使得一大批世界各地的娱乐明星占据了人们的眼球。然而，与此同时，娱乐明星偶像风潮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就被人们忘却了。

  除了娱乐明星，今天，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领袖的崇拜依然在延续；官方树立的新公仆典型也不在少数；姚明、刘翔这样令国人骄傲的运动员也同演艺明星们一样拥有了广泛的“粉丝”；比尔·盖茨、袁隆平、马云等一批知识英雄、企业家则是向往成功和财富的青年人的新偶像；钱钟书、陈丹青等文化精英也拥有自己的崇拜者……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对于偶像的选择其实是各取所需。前所未有的是，有不少人坚称自己的偶像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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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热的口号。女排精神是当时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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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2日，2007年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中国“栏上飞人”刘翔（右）荣获年度最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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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7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NBA全明星周末上，姚明在纪念篮球上签名。

实践仍然是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广东继续解放思想的讨论将告一段落，以后的重点将集中在把讨论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上。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解放思想赋予了科学发展崭新的历史使命，科学发展将在实践层面催生解放思想的实际成果。两者相互作用，在新的起点上引领广东面向新的方向。为此，正如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所释放出的讯号，坚持不争论，以实践说话，法律无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放胆去闯。


　　尽管经过半年多的充分论证，乃至跃入实践的途径，但继续解放思想还刚刚破题，它的具体成果将在政经、民生等各项政策新政中受到检验，并从中继续获取鲜活的生命力。而科学发展难度不小，绝非一劳永逸的事业。可庆幸的是，它将从解放思想中获取进步的勇气，支持广东谋略的成形与施展。由此可知，解放思想未有穷尽，科学发展未及中流，它们新的成长史从现在开始书写。


　　好比30年前那样，实践仍然被放置在极为尊崇的地位，而科学发展的实践观则继往开来，凝聚了积极干、不争论的原则内容。它们包括：理性的实践，不炒作，不做作；宽容的实践，拒绝把反对意见动辄贴上“左”或“右”的标签，抵制二元对立的简单两分法；不以权力的高低给实践排座次，不动用领导者的意见迫使大家“站队”；不擅断是非，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要对不同观点轻易下结论。


　　总结“不争论”的正确内涵，意在匡扶实践、鼓励行动。科学发展当然不能依赖空谈，而必须要在积极的施政中逐步达成。纠错一定体现在实践环节，而不能耽于幻想。社会有共识的政策方案，就大力推行，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缺陷，查漏补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可以划定范围小规模试点，再行商议和订正。不搞“成王败寇”的陈旧一套，不以结果论英雄，重在发展的过程，着力于行动本身。


　　广东要动起来，制造“活水”的氛围和环境。僵化的政治和社会土壤长不出解放思想的壮苗，却更有可能窒息科学发展的希望和筹划。为了这一目标，以人为本启动深层次的全方位改革，把人从束缚他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活力与创造力，并以此确立科学发展的依归。这再次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亦即：一切实践都是为了民众权益的实践，是要显露而非遮蔽他们。


　　继续改革必定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引发既有利益格局的变动与反弹。尤其是改革人物将因此要承受压力，这也构成科学发展的挑战。在这方面，广东厉行的是“减法”，努力为改革实践建设一个鼓励创新、允许试错的舆论环境。出台政策措施难免会有风险，即便有问责但不打棍子，虽然提倡降低改革成本，但又不胡乱“扣帽子”。这些属于改革的公理与基本法则，广东珍视之，将其作为改革得以存续的前提加以维护。


　　对中国而言，广东确立了先行先试的责任意识，要以科学发展新观念及解放思想的新成就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对百姓来说，广东展现了要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担当意识，并以正确而清醒的政治自觉去推动。从目前看，诸多开局平稳运转，广东这艘大航船又顺利起航。实践已经证明，广东的光荣历史并没有成为负累，风起云涌，反而激发旺盛的改革意志。实践也必将继续证明，这艘航船会开辟出新的探索领域。

“蛇口风波”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摆上台曾宪斌

　　中国十大房地产策划专家之一，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房地产总裁班教授。历任万达集团总策划师，刘永好及新希望集团地产总策划，曾创下年度销售20亿的业绩，业界称为“曾旋风”。20年前，31岁的他作为《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生，发表了《“蛇口风波”答问录》，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但他也因此，不得不告别热爱的新闻事业。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袁庚

　　曾宪斌是“蛇口风波”进入高潮之前，最后一个接力的记录者。

　　相对于其他“蛇口风波”的见证者和当事人的缄默，曾宪斌的反应让人喜出望外。

　　“终于来找我啦！”是他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电话的第一反应。

　　“我知道总会有一天，会有想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来找我；我也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说法：”蛇口风波‘的意义，时间越久，越能明晰显现。“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历史自觉“，尽管曾经因为”蛇口“而遭遇人生的挫折，沉入谷底的曾宪斌，仍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个时候的文稿和报刊，他相信那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跟很多等待历史结论的人们不同，这个历史的“说法”，对曾宪斌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好处”，他已经是拥有无数业界“粉丝”的著名房地产策划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房地产总裁班的教授，每年飞行100多次，忙于授课和顾问工作。他在一间证券公司的大户室跟记者约谈，含蓄地向记者表示，他也是在证券市场最早试水成功的人之一。春天，他刚刚为结婚25周年买了一幢带泳池的别墅，感谢在大学当教授的妻子与自己荣辱与共30年，并教育出一个好女儿。

　　他希望历史给他的结论，其实他的人生已经证明。

　　整个报社的主流力量是带领人民冲锋陷阵

　　大家会在评报栏激烈争论，内部的气氛是很有活力，很鼓励年轻人尝试新事物的。

　　1988年7月，写《“蛇口风波”答问录》时候的我，是中国社科院为《人民日报》定向培养的二年级新闻学研究生。我那时候已经在海军服役多年，军衔是上尉，也已经有在全军获过奖、立过功的新闻作品。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就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实际指导我的是评论部副主任于宁老师，我学习期间其实一直以实习生身份在报纸工作。

　　从作为实习生的我来看，那时候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是舆论界思想解放的火车头。那个时候，从上到下，整个报社的主流力量，是要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带领全国人民冲锋陷阵。大家会在评报栏激烈争论，内部的气氛是很有活力，很鼓励年轻人尝试新事物的。

　　我因为有新闻工作的基础，在研究生里算是小有名气。我在1987年就在头版发表署名评论《要尊重公民隐私权》，报纸的“前卫”可见一斑。

　　在“蛇口风波”之前，我就曾经在人民日报写过不少争议性报道：《一位国家级专家竟去读硕士研究生———程抱全的选择发人深思》，对用人体制的弊端提出问题；《与雷宇对话》采访了因海南“汽车事件”遭到查办，而又在1988年初东山再起被选为广州副市长的雷宇。对话中我们还提到“新闻界多来点批评监督，以保护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至滥用乃至错用”……

　　我曾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写过《自立菩萨自拜佛》，反省新闻中的一些禁区，其实是自我设限。

　　袁庚表示绝不允许发生以言治罪的事

　　他说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先是从其他媒体上，零零碎碎了解到一些“蛇口风波”的信息。

　　“青年教育专家”们在讲台上高扬的理想和道德，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价值观的冲突，在当时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一方面是在公共场合还得随大流；一方面人们在私下讨论的完全是另一套价值与逻辑。可是，媒体却很少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冲突。

　　“蛇口风波”正是把冲突摆上台面的一个好线索！一方是改革最前沿阵地的年轻创业者，一方是誉满天下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专家。足够有典型意义了。但鉴于《人民日报》的地位，这样敏感的题材，不能轻易出手。我在等待时机。

　　1988年，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段，上半年，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逐渐热闹起来。这当然不是坐而论道，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要与之适应的价值观。四五月间，海外媒体都在关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在谈思想工作改造，要适应商品经济新秩序，符合生产力标准等等。那年是人民日报40周年庆，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来到人民日报，还跟我握手谈过话。他在关于宣传工作的讲话中，强调要在新形势下，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报社领导在传达领导的讲话后，要求各部门出选题，落实讲话精神。我当时刚开始在评论部实习，于是拿着一堆“风波”的剪报，找到周修强和于宁老师。他们和当时的副总编辑范荣康都支持我试试。

　　我先是写了一篇评论《风波过后当反思》，对专家在辩论时质问发言青年名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周老师审稿的时候只说了两点：可以把专家名字点出来，讨论问题要光明磊落；另外肯定他们以往政治思想工作“卓有成效”不妥，“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某种改进，观念上还是老一套。曲啸第一次出来讲演我就说了，他在演单口相声。”但送审时，报社领导认为，人民日报的言论有着特殊影响，这样直接批评专家，让读者有误解；而且，短短一篇评论，总有简单化之嫌。

　　于是我只好开始第二方案：报道。7月5日，我到北京师范学院，与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四人座谈。没有想到，他们非常愿意谈，而且情绪激动。因为事情过后，报刊上的文章没有为他们说话的，而他们跟我谈到的情况，又与之前报道的大相径庭。我暗自庆幸，还是老师们有水平，没有贸然发表倾向性评论。当晚，我坐上了去广州的15次列车，7月中旬到了蛇口。

　　当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自发来的，散了会，就找不到了。不过幸好组织者团委、《蛇口通讯报》（记者魏海田是我吉林大学的同学）等单位的人，和那位上了材料的“名片青年”李云忠也找到了。

　　说实在的，我希望能平衡报道，找到赞成专家们意见的人。我就又去找了袁庚、乔胜利等领导，可我没有想到，盘桓数日，访问十几个人，竟然就是找不到一个支持专家的人。

　　为了客观还原事实，我急着找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厚信当时录下的座谈会磁带，这几盘磁带几经转手，后来还是袁庚下了死命令，才找了回来。听完整个现场的录音，我心里有底了，但仍然担心报道有倾向性，因此最后是围绕几个焦点问题———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会上争论的有哪些问题；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用问答题方式，让13个受访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下旬，我挂号寄出稿子，也将专家们那部分的发言寄给他们自己审阅。

　　在《“蛇口风波”答问录》中，袁庚同志说：“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蛇口风波答问录》引发全国性大讨论

　　到9月14日止，人民日报共收到来信来稿1531件，70%的来稿，认为这是新闻改革的成功实践

　　1988年8月6日，这篇7000字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全文见报。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

　　《答问录》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

　　重庆出版界一位老同志来信说：“8月6日的《答问录》我连续读了两遍。当我确认不是‘内参’，而是代号为1-1的人民日报时，使我感到仿佛从报面上再次看到已经实行了的改革、开放，看到了能兑现的公开化，和真格的透明度。”

　　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座谈会上说，自打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蛇口风波”答问录》，他们开始自费订阅人民日报了。

　　从刊出文章，到随后开辟“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到9月14日止，人民日报共收到来信来稿1531件。70%的来稿，认为这是新闻改革的成功实践。

　　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的博士生王武来信中说：“看到贵报新闻改革迈出大步……增加了我们对改革的信心和早日报效祖国的决心。”

　　对这篇文章最为关注的是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文章，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讨论思想工作的新观念、新方法。

　　11日，当事人李燕杰对人民日报评论部一位同事表示，人民日报是在“批判三家村”。他认为我不把蛇口方面的说法给他们审阅，是不对的（他们以为我的报道只是关于他们的说法）。

　　8月27日，李燕杰等几位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这个材料说，“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蛇口还走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蛇口一些‘淘金者’的思想，实属不要党的领导，是绝对的自由人。发展下去，特区必然要走向邪路的。”

　　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事实上，评论部接到的1531件信稿中，只有17.4%倾向或赞同李燕杰他们的观点，可评论部选择刊登的信稿中，44%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评论部努力避免造成一种“批判”专家们的印象，因为本意在讨论问题。为了肯定李燕杰他们的贡献，报社还特意约了文章对李燕杰他们的探索作了较高的评价。

　　从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有些报刊甚至提出“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我去《人民日报》的报到证再用不上了

　　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事业前景，到天河区的一个副科级科员，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1989年3月，人民日报从1531件来稿和海内外报刊发表的评论中选取了110篇文章，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

　　1989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报》的办公桌已经安排好，报到证也开了。但后来报到证没有派上用场，我只好揣着那张没有用的报到证，回到广州的部队；之后不久，我便转业了。

　　尽管我有很好的作品和成绩，也有欣赏我的人极力推荐，可是在广州媒体工作的机会一一落空，转业的时候一度没有单位要我，我甚至跟爱人做好了回老家南雄的打算。最后，一位熟人推荐我成了天河区的一个秘书。

　　刚刚到广州的时候，我还能收到《人民日报》转来的读者来信。蛇口的朋友也告诉我，袁庚在干部大会上说：曾宪斌这个人，要是遇到困难，蛇口得帮他；他来了，所有蛇口人都要善待他。蛇口的一位企业家方国幡还给我寄了500块钱———那时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虽然我多少在写《答问录》的时候就预料到，前面不见得是坦途，但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事业前景，到天河区的一个副科级科员，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很快发觉，机关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的一个系列报道发表在当时的《天河报》上，很受好评；而我的一位上司勃然大怒：为什么不署他的名字？回头想想那段日子，阴影还是很重。

　　虽然呼唤思想解放，但其实我们这代人，离开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还是有个过程的。

　　1990年，我的同学策划了一套丛书，让我帮忙推销一下。我在单位办公楼里跑了几趟，一周之内，就赚了2400元！这算是让我领会到市场经济的魅力了！

　　蛇口风波丢了饭碗市场潮里大有收获

　　我成了中国第一代房地产策划人，全国至少一半房地产公司员工听过我的课

　　真正让我下了决心改变的，是小平同志的南巡———它表明中国改革的路向，仍将在当初推动的方向发展。1992年以后，我也就有了一些“一只腿下海，一只腿岸上”的下海经历。我把关系挂在一家商业电台，同时也一再尝试“市场经济”。我倒国债、做股票，早几年也是有盈有亏，交过学费。我还在第一家有外资背景的报纸《投资导报》做过广州首席记者。

　　我有过很多今天想起来哭笑不得的失败。曾经在一个港资企业成功应聘了10万年薪的总裁助理，最后却落到企业下属工厂去做了两天车队队长。我跟过一个小房产企业老板，他没有车，我骑摩托带他去谈生意；他资金链断裂的时候，失踪了，还卷走了我给他筹的20万。混得很糟的时候，我甚至想过买辆轿车，连人带车出租去。我那时候鼓励自己：我能写，能翻译，身体结实能干力气活，总不会饿死的！

　　1992年夏天，我到了蛇口，找到蛇口工业区发展研究室主任余昌民———我决心去到深圳、尤其是蛇口工作。在体制内，很难有比蛇口对我更理解、与我的气质更契合的单位了。在他和袁庚关照下，我差一点要到《蛇口通讯报》工作，但之后，却因为某些原因去不了了。1993年，我又去找余昌民，兴致勃勃地描述我的创业计划———宠物培育中心，他还取了个名字叫“相依”，但我们却凑不出启动资金30万。那一次，余主任带我去见了袁庚，见面很愉快，只是创业计划泡了汤。

　　终于，1993年，我还是离开机关，去了《房地产时报》做执行总编。房地产市场，是市场化启动最晚的一个领域。广东算是走在前面一些，我做执行总编的时候，在为房地产企业做广告的过程中，发现———原来，国内在楼盘的文化定位和市场策划上，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们这些有传播经验和人文素养的人，正好能派上一点用场。于是就这样摸石头过河，做起了房地产策划。

　　我正式告别体制内的编制，是1994年，我先是去香港考察了一趟房产市场策划，接下来正式去“翠湖山庄”的公司全职上班。

　　当时，广州市的豪宅区仍在淘金北，天河北豪宅概念还没有成型，周边楼盘价格多在2000元/平方米左右。根据这种状况，翠湖山庄在广州第一次提出了度假式生活居所的概念，楼盘的销售额在1997年广州的成交数据中排行第一，当年曾创下2天销售1.25亿元的纪录。

　　我跟王志纲等一批最早的房地产策划人互相影响，相互扶持。他1996年离开碧桂园的时候，就推荐我去做了碧桂园总裁杨国强的助理。在那里，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别墅。

　　随着操作楼盘经验的增加，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心得。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终止，1999年成为房地产转折年。当年，建设部在上海举行住宅发展论坛，我在一个上午发言之后，会议方根据与会者的要求，下午议程取消，请我继续讲。

　　就这样，渐渐地演讲机会越来越多，我想全国至少一半的房地产公司的员工听过我的课；而今天在房地产业界的顶梁柱们，不少是我1998、1999年的学员。旅行途中我发现，大多数地级市都有我的学生，总有人请我吃饭（笑）。

　　回过头来看，当年我对市场经济的坚信，是正确的。市场经济让我这样的人获得了多少机会呀！它让我摆脱了体制的羁绊、获得身份的自由，财务的自由，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

　　今天我的生活跟“蛇口风波”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从不提起它。只是有些时候，在给总裁班上课的时候，一些较年长的学员问我：“您是‘蛇口风波’的曾宪斌吗？”“真的是你啊！”他们热切的表情，又一次把我带到2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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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招商局大厦九楼一间会议室里,青年思想教育家曲啸(左二)、李燕杰(左三)、彭清一(左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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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　当总理经过排列着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时，他停下脚步，无言地对着遗体深深地鞠躬三下。

　　由于灾区下雨地滑，温总在视察时摔倒，手臂流血受伤。据一名新浪网博客说，温总理推开了要为他包扎伤口的医护人员。在场采访的许多记者和群众都说：“如果你现在看见温总理的样子，你马上就会哭的。”

　　许多记者也注意到温总理面对惨重灾情，在指挥时爆发出心急如焚的情绪。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民众被堵在山中，救灾人员和物资无法运入，而且已经出现泥石流迹象。

　　温总理对着电话另一端的官员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

　　连绵大雨使得计划向断路的灾区空投伞兵救援的行动一再延后，温总理在与准备登机出动的伞兵指挥官通电话时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向人民的温总理致敬！

汶川大地震让世界看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2日说：“海外媒体称赞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报道援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话说：“地震发生后中国地方官员肩负着确保人民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些地方官员在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作用令人感动’。”笔者觉得国外媒体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救灾能力方面，正如美国《华盛顿时报》说：“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次地震的处理非常专业、富有同情和尊严。解放军和救援工作者准备完善、装备齐全，提供援助迅速。媒体对救援工作以及那些不知疲倦、毫不畏缩地抢救幸存者并给予安慰的个人做了许多报道。整个国家心系此次灾难。”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世界，那么整个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也震撼整个世界。从政府反应迅速到解放军、武警战士、消防队员以及卫生医疗部门、铁路、民航、公路运输共同协作，不解努力，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的部门积极行动，与中央政府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保持一致，这即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许也是做不到的，这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认清的话，笔者观察主要还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在宣传西方经济学观点中把“self-centered”放大了。

“self-centered”这个词汇是由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几乎中外所有的词典都把它翻译成“自私”。“self-centered”是斯密对经济人的一种假设，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理性的“自私”并不会危害社会，反而会有益于社会福利的促进。在中国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概念被放大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乃至在救灾过程中个别媒体和个别所谓的坚持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不顾抗震救灾还远未取得胜利的事实，在地震大灾面前，没看到他们为灾区人们在做点什么，却在谍谍不休地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价值观绝对和西方的普世价值是不同的，也不会认可“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应当澄清的概念是私有和私有制是不能混淆的，共产党也要保护私有，所主张的制度是公有制为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发展中的拿来主义是不一样的，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它可以把西方价值观拿来就用。在中国一切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都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中国发展中学习西方经验绝不是拿来主义，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它山之石为我所用。

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self-centered”反映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无形的手”动力源，“认为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不会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完善的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就是社会福利的增进。”但是无论怎样解释，这种主张的负面影响还是“容易导致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强调了“自利”行为的理性积极意义，忽视“自利”行为的消极方面。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汲取的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促进社会福利的增进，并不是照抄照搬新老自由主义的全部观点，中国坚持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的制度。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是我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海外媒体称赞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深刻说明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其二，如果说公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是腐败问题。我记得今年两会期间人民网有一个调查，当时一度人们对物价问题的关注程度略微高于对腐败的关注，如果今天你再回去看这个调查，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还是属于第一位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学者提出腐败不可避免论以及腐败无害论，这也是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执政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立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法行政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遏制腐败就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有一个公开的政府信息。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而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经历了第一次大考。

地震当天笔者没有震感，但数分钟内就从网络中知道地震了，18分钟后就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一个个消息，下午19时22分，就从电视画面中看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抵达成都，正赶往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整个救灾工作非常透明，公民可以随时对救灾的问题提出质疑，一顶帐篷，一分钱的花销政府官员都要进行回应。

由于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真相面前谣言不攻自破，社会秩序井然，救灾工作有条不紊。特别是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害现场对于民众信心是个极大的鼓舞，更为重要的是极大的调动现场指挥人员，将其所获得的最前沿的信息及时告诉公众，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民众对于抗灾工作的认同，切实稳定民心。

正是这种榜样作用的带动下，地震之后中国有没有什么变化？笔者认为面对巨大的地震灾害，中国需还会发生许多变化，反腐败就一定会继续深入，也急需改变许多问题的现状，其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败就需要受到更大的震动与威慑，这需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就需要通过网络媒体让所有的公民一起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中国在地震之后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温家宝总理在地震灾区写下：“多难兴邦”，这四个字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抗震救灾最终将铸就伟大的中国。向全世界证实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不会动摇，欢迎各国人民到中国来看看，体验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胡福明：写文章时已准备坐牢  2008，改革开放三十而立。

这30年的故事，无论如何书写也难以述说其万一。或许只有上上个世纪末流行的一句话方能道出一丝端倪―――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30年，不仅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3000年来的每一次改革，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康有为，无一不是国家政权的宏大叙事、豪杰枭雄的烙印足痕。唯有这30年的变革，分田按印的农民，摆摊设点的个体户，白手起家的企业主，奋笔疾呼的知识分子，与执政者掌权者一道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奋斗的记忆，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凝结的历史。

如何重新审视30年来发生在东方古国土地上的每一件往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未来的路径？

从今天开始，南方都市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正式拉开序幕，作为贯穿2008年全年的报道工程，南方都市报将推出改革开放30年大型系列政论通讯，在北京、广州分别举办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高端论坛，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等。作为这场盛大纪念的第一章，我们首先推出“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系列报道。

我们试图通过30年来若干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私人记忆，来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试图通过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波折，来浓缩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整个晚上也睡不了觉，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资料，写提纲，准备文章。花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出院了，回家，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自己写，自己改，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到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此前，大概是5月份，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说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观点是相同的，你给我们写文章吧，我说好。

我最初给《光明日报》邮过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一篇是《女人也是生产力么？》―――这篇是原来手里就有的。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份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而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就说恐怕不适合，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两个凡是”，不可能明着和两报一刊社论直接对抗，那样不可能发表。即便发表，人家也会抓住辫子，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批天才论，你拿我怎么样？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大家也不赞成。

在北京又改了几遍。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样送来，来来往往几天。会议结束了，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又住了几天，继续修改。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整个过程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这篇文章，孙长江同志做了很多修改，也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修改文章的人多了，杨西光当然也改过，马沛文也改过，王强华也改过。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文章是改得比较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都出了力。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老实说，当时也没有想稿费，那时的稿费也刚刚开始，一点点。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是为了驳“两个凡是”，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大，哪想得到嘛！所以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你看《光明日报》所有留下的稿子，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到了最后发表的时候是特约评论员。所以一定要告诉你，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我推动拨乱反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说文章是集体创作，也有道理，人家都是动了笔给你改了的。

“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当时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说，那你有很大风险啊，我说我知道，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寄给一个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编辑要用，主编不用，怕担风险。

改革开放刚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当时没有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拖了大概一个月，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他催我：应该有个态度。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表示作为党员，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让我留在学校工作，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

报告送上去两天，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高校还有文艺等，范围很大。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彻底否定“文革”，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一些人就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又比如当时发展很快的苏南乡镇企业，因为是以市场为取向，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把它骂得一塌糊涂。

经常有争论发生，省委下面的争论很多，省里面不大容易听得见。具体怎么争论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在省委里的争论比较少，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有时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譬如说，什么叫剥削，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叫剥削，因为这是马克思书本上说的，靠剩余价值生活，变成资本家了。那么容许不容许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宣传部副部长，还是很艰苦的，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就要对雇工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啊。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以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当然了，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那么确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还好，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

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省委宣传部知道后，没有参与批判。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说不要再纠缠了。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想做一个裁判官。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请中央回答我们，否则我们不好掌握。讲了几分钟，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千万不要去碰它，让它们发展”。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离退的老书记、老省长，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开朗。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原来的党校是教所谓“三门课”，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读马克思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等。我过去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1984-1994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从政以后，读书的时间少了，研究学问的时间少了。从政以后也变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大量的会议非去不可。同时呢，要传达中央文件，按照党的精神讲话。即使你个人有想法，也只能先放下来。从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讲我的观点，从政之后，不想讲的你也得讲，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教书。教书很自由，可以独立思考。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差，从政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适应。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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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胡福明已经满头白发,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最关注的时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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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

中国青年解放思想十大词语　改革30年，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发展。回顾中国青年，特别是改革前沿地区广东青年的发展变化，有十大解放思想词语，最具有影响力。

　　一、头啖汤

　　改革初期，全国人民都渴望发展经济、渴望改善生活；同时，又受到极左思潮束缚，不敢创新和探索。这时，邓小平同志寄希望于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因此，既承担着为全国寻求发展出路的重任，也是自己脱贫致富的愿望驱使，广东人闯出中外合作发展的道路。“头啖汤”原来仅仅是广东饮食的一个现象，即煮汤后最重视喝第一遍的汤水，营养最好。这里用来形容第一个迈出合作发展步伐，获得先机和利益的人。深圳市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市产生第一个个体户，广州市场第一个尝试取消政府定价而实行市场价格……改革为青年的率先探索、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青年敢饮“头啖汤”，勇于尝试各种新事物，为社会风尚的改变和社会评价的变化带了好头，作出了贡献。

　　二、时间就是金钱

　　由深圳传播到全国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型口号，首创者是一位年近古稀但是心态年轻的智者――蛇口工业区创办者袁庚。口号叫响以后，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却在广东青年中广泛流传。从深圳到广州，从东莞到中山，从佛山到江门，“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时尚语言，也成为许多年轻人指导自己行动的准则。今天回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词语的流行，不论人们曾怎样指责它“俗气”、“世俗”，但是它从观念上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使民众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名正言顺的现象。

　　三、打工

　　农民工青年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打工”一词，不经意间引起了各种群体观念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在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外来务工青年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然而，正是这些当年被他人轻视的“打工”群体，创造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奇迹，“一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快速增长的“深圳效益”。青年“打工”群体从当年的几十万、几百万人，发展到如今在广东有1800多万人，在全国有将近一亿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打工”一词被赋予越来越复杂的含义。从最初农民工没有权利认同“工作”概念，到后来一些国有职工也主动认同了“打工”概念。

　　四、双向炒鱿鱼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开了"双向炒鱿鱼"的先河。这本是海边人的比喻,即不仅企业可以解雇员工,员工也可以自己辞职。这种如今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初期,却争议极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珠三角的县镇机关干部、国企员工从单位辞职成为热潮,大多数进入外资企业、港资企业工作。恰恰是"双向炒鱿鱼"的流行,促使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改变"独此一家"和"酒香不怕巷由睢钡墓勰睿感受到人才竞争的压力,单纯的人事管理观念迅速转变为人力资源开发观念?

　　五、下海

　　所谓“下海”，就是中青年投身经商的实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国企人员“下海”经商成为热潮，大批青年涌进这支队伍。后来，经过几次商海沉浮、竞争淘汰，能够留在生意场并且取得成功的仅仅是“凤毛麟角”，许多人是“呛了海水”又“回头上岸”。认真分析当年各界青年“下海”热潮及其影响，应该看到这种潮流对于加快民众对市场经济的了解具有积极作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总是对“下海”者指手画脚。经过90年代的“下海”大潮，人们更知道了创业、经商也是艰辛的，也需要聪明才智，从而也能够客观评价创业者。

　　六、海归派

　　从80年代后期开始，部分留学归国人员大都局限在高校、科研机构。90年代以后，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留学人员归国服务，许多单位专门出国招揽人才。这时候，“海归”人员迅速增加，而且进入国家机关、社会机构工作，出现了“海归派”一词。“海归”成了“派”，就具有较大的力量，能够影响中国的各种事务。“海归派”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但“海归派”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努力适应国情需求。

　　七、志愿服务

　　从原来的“学雷锋、做好事”发展成为当今的志愿服务，年轻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后期，恰恰是在经济发展最快、中西方文化融合最多的广州和深圳，诞生了与“学雷锋、做好事”一脉相承有创新发展的志愿服务。它表明，市场经济与人文关怀并非必然矛盾、经济繁荣与互助友爱并非截然对立，关键是有人去倡导和实践。沿海青年率先倡导的志愿服务，从特区传播到内地、从城市传播到乡村，如今成为社会最亮丽的景色。其重要影响：为市场经济发展建立了调节器，让受到竞争冲击的人群能够得到关心和帮助，消除了社会的冷漠。志愿者的主动参与为社会文明进步注入无限的活力。

　　八、网民

　　网络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促进了社会民主发展。青少年是网络活动的主体。“网络改变世界”、“网络改变生活”正在从语言变成现实，青少年再一次成为新事物的推动者、参与者。如今，网民的构成几乎大部分是青年人，同时“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区”等社会管理与服务形态的出现，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的产生。

　　九、权益

　　个人权益受到尊重，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伴随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公民的权益不仅仅是生命权、经济权，而且包括受尊重、平等的权利。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为此出现许多帮助青年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机构、社团。如“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部”，就是专门为工伤的农民工争取补偿，重新生活的机构。如今，农民、工人、专业人员、机关干部等对于权益越来越重视，保障权益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从而推动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仅青年人自己注重维护合法权益，而且党政部门、社会机构、志愿社团也帮助青少年维护合法权益，帮助全体公民维护合法权益。

　　十、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30年，“自主创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时尚语言。第一，自主创新强调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经过实践与反思，当代青年发现中国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创新资源，关键是如何激发创新活力，让潜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自主创新要形成中国的软实力，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设备等方面上，价值观和文化因素对于创新精神、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大。第三，自主创新提升了民族自豪感、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伴随国力增强，青年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大国复兴的信心越来越强。青年一代自主创新素质的培养，关键是积累基础的知识文化、奠定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从原发性创造中获得成果，形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推进力。

改革三十年经典语句：发展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八九”风波后经济骤冷，邓小平为中国可能错过发展机遇而忧虑，尤其担心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经济运行，遂有南巡讲话，有“发展是硬道理”之说。经济是一头很难驾驭的骡子。此后经济由冷骤热，有1993年年中的整顿金融秩序和1996年的软着陆，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从1998年开始连续五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2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上了几个台阶，但发展中的问题在促使今人探索一条快速、平衡、可持续的中国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