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下滑真相调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一季度数据尘埃落定，但也留下未解之谜，最受关注的是中国工业化在危机中的反应机制。
工业发展“东慢西快”的空间经济学一季度各方面数据虽然尘埃落定，但是却留下更多未解之谜。
谜团之中，最受关注之一的就是30年中国工业化在冲击下的反应机制。这也是理解一季度近5万亿信贷井喷，在层层投资拉动这个通道中的真实效果。
“企业在危机面前，并未大量买入原材料，而是不断清理库存。”5月5日，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金碚告诉本报记者。
自去年四季度开始，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即开始紧急启动了重大问题应急研究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工业的反应”。
在历经几个月的调查观察之后，金碚和他的团队发现，“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企业‘买涨不买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危机阴影之下，企业不仅资金紧张，而且对后市缺乏信心。生产减缓直接反映到企业的赢利状况上。”
这只是危机中，中国工业体系的一个表征。更深入的调查发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优势，机电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回升困难；工业投资重心加快转移，新的增长极正在形成。前者证伪了一个迷思：危机中高新技术是救市主；后者解开了为何一季度，为何上海浙江等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增长。
在金碚和他的团队看来，这背后牵涉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线性产业升级路径不应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唯一选择。现阶段，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空间还很大，产业内升级比产业间升级对于扩大就业、保持经济活力更具现实意义。
这让如下的问题变得复杂：
目前产业振兴的基本逻辑是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帮助那些出现周期性衰退的产业“复活”，而忽略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金碚表示，已经出台或调整振兴规划的10大产业基本上都是上一轮经济增长中增速较快的产业。在经济周期进入下降通道时，扩张性的政策在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从中长期看则不能期望过高。
问题仍回到前述的危机下的工业表征：经过持续高速增长，这些行业实际上也是库存和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业的供需均衡要通过库存消化和产能调整来完成。
由是，在这一过程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使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和融资成本，也不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于是，一季度近5万亿的信贷井喷，未能如愿在通过拉动投资进而拉动增长，提供了新的注脚：需要重新正视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路径选择。
工业投资放缓真相在生产减缓的同时，2008年四季度企业经历了一段较明显的“去库存化”过程。制造业产成品和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当期值)在2009年1月触底后，于2009年2月双双反弹。“这意味着产成品和原材料库存削减的速度回落，库存调整大体结束，今后一段时间企业库存对生产的压力有所缓解。” 金碚告诉本报记者。
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宗原材料价格回落比较大。此时，从成本考虑，企业应该买入原材料、卖出产成品。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企业在危机面前，并未大量买入原材料，而是不断清理库存。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企业“买涨不买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危机阴影之下，企业不仅资金紧张，而且对后市缺乏信心。
生产减缓直接反应到企业的赢利状况上。2008年9-11月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大幅放缓至12.3%(1-8月29.2%)，企业税前净利润率也从2007年同期的6.5%收缩至5.5%。
市场需求萎缩和难以预期的危机走向严重挫伤了企业信心，企业技术创新意愿受到抑制，不少企业不敢或不愿继续扩大再生产，“企业行为趋向短期化、投机化，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倒闭。”金碚分析说。
来自外部需求的变化并非是解释工业利润下降的唯一因素。金碚和社科院10位研究员组成的重大问题应急研究项目团队也发现，虽然国际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一些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但其他一些原因也对企业经营状况造成了直接影响。
金碚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材料显示，如2008年上半年前为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若干宏观调控政策，一些促进结构调整与升级措施的实施，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行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溢价水平的扭曲。
这些扭曲的投资溢价使得在与危机交织在一起时，共同对中国企业运营的总体走势和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起了作用。
新增长极金碚和他的团队发现，迄今为止，受冲击最大的是外向型产业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以内需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受影响相对较小。还有一些地区，开发建设热潮不减，经济发展逆势上扬。
在目前全国抗危机中，工业增长出现了分化。大体出现了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深降型”，如京、沪、晋、琼工业增长降幅较大，年末呈现负增长；第二种是“浅降型”，有18个省(市、自治区)工业增长回落幅度较大，但去年年末还没有下降到0以下；第三种是“翘尾型”，如桂、云、宁、陕等8个省工业月度增幅虽出现波动，但到年末呈现上升趋势；第四种可称为“独秀型”，如天津市工业全年各月均保持约20%的高增长。
进入2009年，这种分化更为明显。一季度，东部地区的天津、广西、辽宁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上海的工业增加值则为负增长，浙江也在前两个月负增长8.2%之后，三月份回暖，但整体仍在低位。
而中西部的贵州、湖南、内蒙古、安徽、四川、江西等省区的工业增长表现较为突出，2009年一季度，这些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增速都超过或接近20%的增速。
“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工业区域结构调整的进程。” 金碚表示，“工业投资重心加快转移，新的增长极正在形成。”
我国工业发展呈现出“东慢西快”的态势。从历史经验来看，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缩小之势，目前“东慢西快”的区域增长状况也反映了这一规律。
在区域工业发展格局调整过程中，沿海“两湾”地区开发力度明显加大。其中，渤海湾地区大规模开发集中在三大区块：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和辽宁沿海以大连为中心的“五点一线”地区，这三大区块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投资规模急剧扩张。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加强，广西北部湾地区迎来大开发的热潮，大港口、大工业、大旅游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
作为传统增长重心，珠三角、长三角等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全国工业增长速度的贡献相对减弱，这些地区的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而渤海湾、北部湾、成渝“双城”等地区实现了投资主导型的快速发展，正形成新的增长极,工业投资“北上西进”的趋势进一步显现。
(本文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申剑丽)
